(楊耕身 《瀟湘晨報》副總編輯)
  題目是大數據時代如何判斷事實與價值,事實上看到這樣一個題目,我是茫然的,就像我在媒體,然後天天很多人在喊,大數據時代來了,我們要用大數據做新聞一樣,偶爾也會是茫然。也許大數據應用與新聞,是一個自然而然的事情,媒體也會有一些恰當的操控,但是在時事理論的寫作上,我暫時還沒找到更好的辦法。
  但是他的題目是怎麼去判斷事實與價值,那麼其實我在想,大數據時代也好,小數據時代也好,微數據時代也好,怎麼樣來判斷他的事實與價值,永遠脫不過一些最基本的東西。這些東西是什麼呢?是一個評論作者自身的學識,他的常識、知識架構以及他的分辨力,這些東西可能對每一個評論作者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
  事實上,剛纔劍美教授談到了一個“孤證”的問題,可能這也是我今天想說的一個東西,因為從去年底到今年上半年以來,每一次有外面邀請講課或者做一些交流的時候,我都會孜孜不倦的去跟所有來參加聽課的人去探討、論證一個事情,這個事情是什麼呢?就是“中國老人是不是倒掉了”,我們所有的標題都是“論中國老人的倒掉”,當然它的背景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從去年以來,尤其是去年底、下半年,在媒體上有很多報道,很多老人紛紛倒地,然後倒地之後會訛詐行人甚至小孩,這樣的事件在媒體上非常常見的,那麼我做了一個工作,我仔細梳理了一下去年下半年,發生在去年下半年類似的事件,梳理的結果是,我沒有發現一件老人倒掉這樣的新聞報道他是可信的、是可以符合新聞專業主義的。其中有一個最典型的一個事例是河北承德晚報報的一個消息,這個消息是說一個老人上了一輛公交車,然後公交車上人很多,一個小女孩由她媽媽帶著,小女孩看老人沒座位,就主動起身給老人讓座,就在小女孩起身讓座,老人準備走向座位的時候,公交司機一個急剎,老人就摔倒了,摔倒了之後老人就要求小女孩和他媽媽對他作出賠償,最後按照報道的說法是母女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賠了他二百塊錢。這個事件當時影響很大,我註意到很多評論作者都就這個事件發表了評論,評論的觀點都是眾口一詞的、義憤填膺地指向了這個老人。那麼問題在哪呢?問題在於承德晚報的記者僅僅是根據一個市民的電話爆料就寫了這麼一個新聞,那麼按照新聞基本的操作原則,記者拿到這個線索應該做什麼?應該對線索進行一個核實,公交車上有很多人,為什麼不去採訪呢?而且當事雙方都不置一詞,僅僅是由他人,也就是電話爆料人所講述的,而且公交車上都有視頻監控,為什麼沒有把視頻調出來看看呢?就這樣把報道推出來,推出來就形成這麼大的影響。我當時是寫了一篇評論的,我記得是發在深圳《晶報》的專欄上,當然我僅僅是從新聞操作層面上對這個報道提出了質疑,也提出了為什麼不去訪問其他人,為什麼不去查看公交視頻這樣一些東西,在我評論見報的第二天,中新網也有一篇跟進的報道,就是承德當地的公交集團的領導,看到影響這麼大,他就要做一番工作,對當日路過這一路線的公交車進行一次梳理,包括詢問司乘人員,包括調看監控視頻,發現根本就沒這麼一回事。中新網的記者也去問承德晚報記者要爆料人的聯繫方式,當然承德晚報的記者也是嚴詞拒絕,因為他根本拿不出來這樣一個聯繫方式。
  在我梳理的很多類似報道中,這種報道是非常常見的,而且常常用於老人倒地這樣一類的事情。但是沒辦法,有時候儘管我們知道他是假的,但也沒辦法進一步去拒絕他進一步在輿論上引起各種熱潮和對人心的破壞。必須要看到,那一輪的老人倒地,對於人心的破壞是非常大的。我記得當時鳳凰網的自由談有一句話,有一個觀點,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這句話影響同樣巨大,我恐怕在中國這種人群生態的這一課題上,恐怕這句話還要繼續飛一段時間。
  在我梳理的所有的類似報道中,要麼就是這種孤證孤例的新聞報道,要麼就是還處於一個可能沒有結論的狀態,要麼就是馬上被證明是虛假報道,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所以說事實上當我們回頭看我們的評論作者在這中間又起到了一些什麼作用呢?可能我不否認有一些老人他是變老了也變壞了,會有這樣的人,但是我們終究得註意到,這樣的一種毀壞,是指向我們所有人的父輩,要慎重啊。所以說不論是新聞的操作,還是評論作者,一個最基本的要求,還是回到常識上來,回到基本的新聞專業這樣一個意義上來,對學識、判斷力,一些對人事人情的基本瞭解,都是必要的。
  文/楊耕身  (原標題:楊耕身:不管什麼時代,都要回到常識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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